一座清真寺，原本是当地人礼拜、诵经的地方。 可在苏联时期，有些清真寺关了，有些被改作别的用途，穹顶还在，墙壁也还在，里面已经不再有人做礼拜。 一些毛拉和神职人员遭到逮捕、流放，甚至被送往劳改营，原来的清真寺一个个消失，公开的宗教活动越来越少，当地的伊斯兰教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？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，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，面对的并不只是宗教问题，还有沙俄时期留下来的民族问题。 当时的俄罗斯境内，有数量庞大的非俄罗斯民族，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尤其集中。 伊斯兰教在这里已经存在了数百年，早就和当地社会融在了一起。 新政权刚刚接手这个庞大的国家，要让这些地区接受，就得先处理好当地穆斯林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。 1917年11月15日，俄罗斯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《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》，提出废除民族和民族宗教方面的一切特权与限制。 同年12月3日，苏俄又发布《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》，明确表示穆斯林的信仰和习惯是“自由的和不可侵犯的”，这种态度，随后也出现在苏俄的其他政策文件中。 1918年1月，苏俄颁布《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》的法令，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信奉宗教或者不信奉任何宗教的权利。 1918年7月通过的俄罗斯共和国第一部宪法，再次确认了宗教信仰自由。 到了1919年3月，俄共（布）八大又提出，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。 把这些文件放在一起看，会发现，革命初期的苏俄对伊斯兰教采取的，并不是后来那种全面收紧的办法。 至少从当时公布的政策来看，穆斯林仍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，和一部分民族生活传统。 20年代初期，中亚的情况还没有那么紧张。 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推行无神论宣传和新的社会制度，但当地穆斯林仍然可以保留一部分宗教活动。 到了20年代后期，情况慢慢变了。 1928年至1933年，全苏共关闭清真寺约1万座，关闭穆斯林小学1.4万所、伊斯兰教神学院500所，1930年，各宗教场所的不动产又被全部没收。 大量清真寺、经学院等宗教建筑被关闭，很多后来被改作俱乐部、商店、世俗学校、邮局、仓库、谷仓，甚至猪圈。 而且苏联的宗教政策并没有停留在关闭清真寺上，1922年以后，政治教育系统开始组织无神论宣传，培训宣传人员，出版无神论书籍和报刊。 1925年，全苏战斗无神论者联盟成立，反宗教宣传进一步扩大，到了1926年，苏联又召开全苏第一次反宗教工作会议。 这次会议专门谈到了反宗教宣传中的一些问题，会议反对用嘲笑、挖苦和戏弄的方式对待宗教徒，也不赞成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处理宗教问题。 会议提出，反宗教宣传要采取较为科学的办法，同时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来进行，也就是说，苏联开始把反宗教工作做得更细。 1964年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成立科学无神论研究所，负责研究宗教问题，并为无神论教育提供相关指导。 从1964年至1965学年开始，一些高校把《科学无神论基础》列入课程，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和中央团校也开设相关课程。 苏联想做的事情，到这时已经比较清楚了。 它要改变的不只是清真寺还有多少座，也不只是让人们少去参加礼拜。 学校、报刊、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，都被纳入了这项工作，苏联希望人们在这样的环境里，逐渐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。 在苏联看来，关闭宗教场所，能够限制礼拜和宗教活动，但这些只是看得见的部分，要让宗教影响真正减弱，还得从人的观念入手。 不过实际情况，并没有按照这条路一直往下走。 苏联后来的研究也承认，无神论教育，本身很难脱离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和教育条件，社会生活发生变化，宗教赖以存在的环境，也会跟着变化。 还有一点需要分开来看，一个人不再去教堂或者清真寺，并不代表他马上就接受了完整的无神论思想。 后来的一些研究也指出，20、30年代，一些群众与教会断绝联系，有的是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，有的则是因为对教会原来的社会作用不满，离开宗教组织和真正改变宗教观念，并不是一回事。 放到中亚，这个问题更加明显，当地的伊斯兰教并不只是在清真寺里礼拜。 婚礼、葬礼都有自己的习惯，节日也有固定的过法，饮食还有相应的规矩。 很多宗教知识，也不是非得在宗教学校里才能接触到，家里的老人、亲属和社区，同样可以把这些东西一代代传下去。 苏联能够限制清真寺、宗教学校和宗教人员，让很多宗教活动失去原来的公开场所。 但一个家庭怎么过节，老人怎么教孩子，一些习惯还要不要保留，就不是关闭几座清真寺能够决定的了。 二战期间，苏联的宗教政策出现过一次明显松动。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，反宗教宣传基本停止，政府放宽了一部分宗教政策，重新开放了一些宗教活动场所。 这一时期全苏清真寺数量增加了将近一倍，达到约3000座，中亚地区也随之出现恢复。 战争结束以后，政策又慢慢收紧，到了赫鲁晓夫时期，苏联重新加强无神论宣传和宗教管理。 1959年至1964年间，城乡大部分清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