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19日，第七届全国养老金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，主题是“扎实推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”。论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，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：“在走向公平的路上，必须加快步伐。” 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关注，是因为它点出了一个越来越难回避的现实：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达到10.76亿人，领取待遇人数3.4亿人，覆盖面做到了世界第一。但覆盖面不等于公平度，三大群体之间的养老金待遇差距，已经到了必须正视的程度。 差距到底有多大 先看数据。2026年，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约3640元，但中位数只有3050元，超过一半的企退人员每月到手不到3050元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算上职业年金，月均待遇在5870元到8136元之间，两者相差约4500元，一倍还多。 更大的差距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。1.8亿领取者月均养老金仅249元，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“六七千以上”的水平相比，差了将近28倍。249元能干什么？买一袋米、几斤油，剩下的看不了病、养不了老。 这三组数据放在一起，就是郑功成所说的“群体之间差距偏大”的真实图景。2024年10月养老金并轨过渡期已经结束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使用完全相同的计发规则，但规则统一并不等于待遇拉平。差距的根源不在计算方式，而在缴费基数和补充养老金的积累水平。 为什么差距这么难缩小 论坛上郑功成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判断：养老保险制度的“四个不足”。 第一是公共性不足。个人账户让参保人之间丧失了互助共济功能，地区分割让“大数法则”的效用打了折扣。第二是公平性不足。缴费基数不统一意味着筹资负担不公，待遇计发办法不统一必然导致权益差异。第三是时代适配性不足。灵活就业和新业态就业群体持续扩大，2.8亿灵活就业人员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约25%，现行的制度框架很难适配这些人的就业形态。第四是可持续性不足。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，制度可持续性风险在加大。 把这四个“不足”串起来看，逻辑是清楚的：个人账户弱化了互助共济，地区分割限制了统筹调剂，灵活就业群体被挡在制度之外，老龄化又在推高支出压力。差距之所以难缩小，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仍然带有“多缴多得”的商业色彩，而不是公共品应有的“互助共济”定位。 郑功成在去年第六届论坛上就已经点明过这个矛盾：“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，不是为高收入者锦上添花，而应是为低收入者雪中送炭。”今年的论坛上，他把这个判断推进了一步——不光是“应该怎样”，而是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取向：补低扶弱、缩小差距。 两条路，指向同一个方向 论坛上最值得关注的两个建议，分别来自刘世锦和李稻葵。 刘世锦提出的是一个“提低”的方案。他说，如果能把城乡居民月均养老金从249元提到600元，再提到1000元，拉动的需求可以推动当年GDP增长0.8到1个百分点。资金来源上，他建议加快将一部分国有资本转为社保基金，或在当年的财政刺激盘子中拿出较大比例用于提升低收入阶层收入。这个建议的核心逻辑是：民生投入和经济增长并不矛盾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养老金水平，本身就是扩大内需最有效的方式之一。 李稻葵提出的是另一个方向的思考。他说，第一支柱目前主要是按月发放现金，能不能不只给钱，还给服务？他建议从单一现金给付转向“现金+服务”，政府在土地、补贴、服务采购等方面给予引导，支持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养老社区，同时允许个人在现金和服务之间做选择。 这两个建议看似方向不同，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：养老金制度的优化，不能只靠“涨钱”一条路。刘世锦说的是钱不够，要把钱补上去；李稻葵说的是光有钱还不够，服务也得跟上。对于月均249元的城乡居民养老金领取者来说，涨钱是当务之急；对于有基本保障但缺乏照护服务的老人来说，把养老金的使用效能提高，让钱能换来实实在在的服务，同样重要。 2026年已经在做的事 论坛上的讨论不是空中楼阁。2026年已经落地的几项措施，正在为缩小差距铺设基础。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，这是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写入的任务，从最初的每人每月55元增加到163元，连续三年每年提高20元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已经实施4年，跨省调剂超过一万亿元，有力支持了困难地区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。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在论坛期间也提出，应继续完善全国统筹，推动制度规则更加统一、待遇调整更加规范、基金调剂更加有效，逐步缩小城乡、地区和群体之间的不合理差距。 这些措施的效果不会立竿见影，但方向已经明确。正如郑功成所说，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走过了“从无到有”的第一步，走过了“持续提升”的第二步，现在正处于走向公平的第二个阶段，而这一步必须加快。 差距的缩小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但论坛上传出的信号是清晰的：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目标，不是让缴得多的人拿得更多，而是让每一个老年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。这个目标离实现还有很长的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