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，一部叫《驻京办主任》的长篇小说悄悄摆上了书店的畅销架。作者王晓方，早年在沈阳市政府任职多年，笔下那些跑部委、订酒店、递烟敬酒的细节，写得像自家院子。 这本书之所以能一版再版，不是因为它猎奇，而是因为它撞开了一扇门——一扇多数普通人从没细看过的门：一个地方，为什么要在北京花大钱养一支队伍？十几年过去了。 前些年一则香港驻京机构的招聘公告又让这三个字上了热搜。招商引才、投资推广总监岗位，公开信息月薪54705到77585元，逼近百万年薪。 北漂十年的人看完才恍然：原来这个不起眼的招牌，一直站在权力和资金流动的枢纽上。要看懂驻京办，得先跳出＂改革开放以后才有＂的错觉。 唐代有进奏院，宋代有邸报机构，都是地方派驻京师的＂耳目＂。民国初年，各省又在北京、南京设办事处，联络中央、争取物资，＂驻京办＂这个称呼渐渐固定下来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一封电报要转好几道、一份文件要跑好几天，地方在北京留几个常驻人员是天经地义的事。真正意义上省级驻京办的头一家，是内蒙古。 改革开放后各地纷纷跟进，一层一层往下铺——省、市、县、开发区、国企、大学，谁都想在北京有个落脚点。但要说驻京办从＂传声筒＂膨胀成＂聚宝盆＂，转折点是1994年的分税制。 这是关键。分税制之后，中央的钱袋子鼓起来，地方要花的钱很大一部分要从北京往下拨——转移支付、专项资金、项目审批。 北京，成了钱和政策共同的源头。你想早知道政策风向，想让本地的申报材料在部委的一大摞里被先拿起来看一眼，光靠打电话是不够的。 你得有人在门口候着，有人陪着司长处长吃完饭再送回宿舍，有人在关键的那句话上把＂家乡＂两个字塞进对方耳朵。有官员当年把这种状态概括得极为传神——＂跑步前进＂：腿要勤，脚要熟，门要多进几次。 于是驻京办的角色悄悄滑动：先是接待员，再是信息员，最后成了公关员。不少驻京办负责人手里都攥着一本内部资料，叫＂乡贤录＂或＂故乡名人录＂，密密麻麻记着本地籍贯、在中央部委和北京工作的干部姓名、职务、电话。 逢年过节送一趟家乡的月饼，遇到咨询打一个乡音的电话。人脉，就是这么一针一线织成网的。规模膨胀得吓人。 2010年前后，据当时公开报道汇总，副省级以上及相关驻京机构约52家，市级约520家，县级5000多家；加上开发区、政府职能部门、国企、高校驻京机构，总数破万。 仅当时国管局管理协调的52家里，工作人员就近8000人，其中机关人员约1300，附属宾馆饭店招待所员工约6700——已经是一个中型企业的体量了。数字之外，画面感更强。 2012年广州驻京办＂三公＂支出超1000万，人均超29万；西南某省一名驻京办工作人员对记者说，一年公务接待超2000次——一天五六拨。2009年，河南许昌、漯河两家驻京联络处联合团购了777瓶茅台，花掉66万，后来鉴定是假酒。 段子可以一笑，钱是真金白银。不动产更是壮观。 潍坊驻京办在什刹海附近有一处4000多平米的院子；北京北三环冒出过＂七省大院＂，江西、湖南、山东、福建、浙江、吉林、江苏七家挤在一块办公接待；万丰路一带还出过＂九省市驻京大厦＂。有的机构干脆买下整栋写字楼，2010年前后单栋成交价约3亿。 楼里往下走一层是川菜馆疆味馆，往上走几层是家乡领导的套房。政府机构、接待场所、酒店餐饮、商业地产——四张皮，一副骨架。 到这里，我想停下来讲讲自己的看法。驻京办这个东西，本质上是信息不对称的产物。 中央部委的项目审批标准、时间表、评审偏好，不是所有信息都印在红头文件上——很多东西藏在会议室的一句闲聊里，藏在处长的一次点头里。地方要竞争资源，就得把这些＂暗信息＂变成＂明抓手＂。 驻京办能崛起，不是因为它有权，而是因为它离信息近。谁离信息近，谁就有议价能力，这是所有组织的通用逻辑，跟古今中外无关。 但驻京办后来的失控，也不是它变坏了，而是它的边界从来没有真正划清过。一个机构，同时干着四件事——代表政府、承担接待、经营酒店餐饮、争取审批资金。 这四件事的账本一旦混在一起，天王老子也管不明白。派它出去的是地方，人事和业务不归北京管；派出地隔着千里，实际约束松得像风。 项目审批和专项资金分配又需要天天沟通，工作重心便像水往低处流——从＂服务群众＂滑向＂服务领导＂，从＂办事情＂滑向＂办关系＂。这不是哪个人的堕落，是制度设计上留下的一条大缝，缝里长出了野草。 一个组织的溃败，往往不是从贪腐开始的，而是从＂边界不清＂开始的。所以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那份清理规范驻京办的文件，力气最重的落点，不是＂撤＂，是＂分＂——把该分开的账重新分开，把该收回的权重新收回。 政策措辞很讲究，不是一刀切光。保留的是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经济特区的驻京机构；地级市确有需要、经省级政府核准后可保留；县级政府、政府职能部门、开发区管委会的驻京机构，一律撤销。 有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