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2年9月，北京医院，宋庆龄得知何香凝病逝后，立即赶到医院，向相交多年的老友作最后告别。几天后，她又写信给廖梦醒，说出一句令人心酸的话：“如果我两膝能够支撑住，我是一定要给她送行的。” 信中的“她”，正是廖梦醒的母亲何香凝。那一年，宋庆龄79岁，何香凝94岁。两位老人共同走过了中国近代最复杂、最剧烈的岁月，彼此之间早已不只是熟人或同志，更像是相互扶持的亲人。 宋庆龄与廖梦醒的缘分，还要从1915年说起。那年，宋庆龄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结婚，11岁的廖梦醒随父母前往参加婚礼。她年纪虽小，却会说日语，还在现场帮忙翻译。 婚礼上的宋庆龄给廖梦醒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看到宋庆龄佩戴的项链，孩子便问：“Aunty，我将来结婚时，可以戴一戴吗？”宋庆龄听后笑了起来。此后，廖梦醒一直称她为“Aunty”，这个称呼贯穿了两人几十年的交往。 1921年，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，廖梦醒进入执信学校读书。学校离总统府不远，她常到孙中山、宋庆龄身边吃饭，也是在那段时间里，逐渐养成了用英语交谈的习惯。 关系亲近，并不意味着人生道路相同。大革命失败后，宋庆龄与廖梦醒一度身在海外，联系减少。廖梦醒后来与李少石结婚，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0年代，她重新回到宋庆龄身边，开始承担越来越重要的工作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廖梦醒前往香港，参与抗日救亡活动。1938年，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开展工作，她既是宋庆龄的秘书，又负责办公室事务。宋庆龄会见国内外人士、筹集医药物资，许多具体工作都由廖梦醒落实。 她做的并非只是文书和接待。1942年保卫中国同盟迁往重庆后，廖梦醒还承担宋庆龄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任务。外界后来称她为“红色交通员”，并不是因为职务名称，而是因为她经常在复杂环境中传递消息、转运资金和物资。 有一次，国外捐赠了一台大型X光机。设备如何运入、交给谁、怎样避开层层阻碍，都不是简单问题。廖梦醒奉宋庆龄之命与史迪威方面交涉，经过周旋，终于使这批医疗设备送到需要它的地方。这样的事情，在当时并不显眼，却直接关系到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条件。 1945年10月8日，李少石在重庆遇难。廖梦醒遭受巨大打击。周恩来转告她，宋庆龄准备回上海，希望她一同协助工作。廖梦醒没有长期沉溺于个人悲痛，很快重新投入事务之中。到了上海，她继续帮助宋庆龄为解放区募集款项、药品和医疗器械。 那时，她始终保持秘密党员身份。地下党需要传递的消息、革命同情者想转交的材料，有时找不到合适渠道，便通过廖梦醒中转。1947年，因国民党方面搜捕地下人员，她带着女儿离开上海前往香港，直到1949年后才返回北平。 这一年，廖梦醒与邓颖超一起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。两人已有两年未见，宋庆龄初见时竟没有认出她，只把她当成一名年轻女兵。直到那声熟悉的“Aunty”响起，宋庆龄才认出眼前的人。 宋庆龄起初并不愿意北上，因为北平承载着孙中山逝世后的痛苦记忆。廖梦醒和邓颖超反复劝说，她才最终同意前往。此后，两人的见面机会虽然减少，书信却没有中断。公开资料显示，从1945年至1981年，她们之间留下了大量书信，许多用英文写成。 宋庆龄与何香凝的交往，则有着另一层分量。抗日救亡运动中，两人常常并肩工作。宋庆龄长于国际联络和宣传，何香凝则凭借国民党元老身份以及在书画界的影响，团结各方力量，推动抗战救亡。分工不同，目标一致。 廖承志被捕后，两人也曾共同设法营救。这样的合作，不是礼节性的往来，而是在局势紧张时共同承担风险。她们既是革命道路上的战友，也是彼此家庭中可以托付心事的人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宋庆龄、何香凝和廖梦醒都投入新的工作。1950年，宋庆龄与何香凝在北京重新相聚，并共同参加妇女界的重要活动。岁月推移，两人的身体渐渐衰弱，但几十年形成的信任并未消失。 1972年7月，何香凝因肺炎住院，宋庆龄亲自到医院探望。9月1日凌晨3时，何香凝在北京医院逝世。宋庆龄得讯后立即赶来，并成为最早前来告别的人之一。9月5日，她又抱病参加追悼会并致悼词。 追悼会后，宋庆龄写信安慰廖梦醒：“你亲爱的母亲虽然年逾古稀，但我们对她的去世深感悲痛。”几天后，她再次写信，说自己在会场上泪眼模糊，分辨不清家属，并留下了那句“若我两膝能支撑住，我一定要给她送行”。 这封信写给的是廖梦醒，念及的却是何香凝；字里行间既有对老友离世的哀痛，也有对廖梦醒这个晚辈、同志和亲人的体恤。一个称呼，一封书信，连接起三个女性半个多世纪的共同经历。 特别